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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经典地缘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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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ckubin T. Owens，美国世界政治研究所学术院长，研究兴趣包括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美国外交政策等。

来源：Mackubin T. Owens, "In Defense of Classical Geopolitics", Orbis, Vol. 59, No. 4, 2015, pp. 463-478.

导读

文章回应了有关“经典地缘政治学已经过时”的批评，强调了如何利用地缘政治推理来预测未来。文章首先回顾了经典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各种批判，为其作为理解国际关系的可行路径进行辩护，最后以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来预测21世纪的国际政治趋势。

地理与地缘政治的概念界定

国家战略的制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过去的历史记忆、政权的性质、意识形态等观念变量、经济因素及技术等，但正如斯皮克曼所言，地理因素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要素，因为其发生变化的时间维度较为长久。地理至少界定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行为体间争夺的利害关系、他们衡量自己相对于他者的安全条件。地理学是一门描述地球的科学，根据索尔·科恩的观点：地理学是“区分区域的科学”、“空间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科学”、“地理分布的科学”。地理学有很多分支，但政治家和战略家最为感兴趣的是人文地理学的变种，即研究自然因素与人口、政治体制、文化、通信、工业和技术间相互作用的科学。由此产生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包括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和战略地理学。

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必然包含所有这些人文地理学分支的地理推理形式，涉及“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其与战略地理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后者关注的是对影响国家安全与繁荣的空间区域的控制或进入。

冷战后有关“地缘政治已经终结”的观点概述

冷战结束后，诸多非地缘政治的理论意象不断向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学习者宣告着“地缘政治的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宣告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20世纪其他两大意识形态竞争对手的同时，忽视了地缘政治的效用。罗斯克兰斯等人有关“全球相互依存”的观点认为，各国际政治行为体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强化至少昭示着，在地理环境中追求权力已被自由经济合作所取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突出强调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取代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争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与巴里·布赞的相关论点，同样不以地缘政治作为理论的核心考量。而在爱德华·卢特瓦克看来，地缘经济正在逐渐取代地缘政治，正如冲突的逻辑将以“商业的语法”进行表达。

更为具体的批判观点认为，“地缘政治”一词意味着特别绝对化的“地理决定论”，“geopolitik”常常被视为其与二战中纳粹的侵略扩张不无关系的例证，“批判地缘政治学”也常常将古典地缘政治学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合法化理论工具。不仅如此，一些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认为地缘政治是一个平庸的词汇，对有关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分析毫无帮助，这种观点的核心逻辑是：随着国际政治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重要性的上升，地缘政治推理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重温经典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推理由来已久，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事实上，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就曾强调，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的行为方式受到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在18世纪末，亚当·冯·比洛提出的几何战略学被一些人视为地缘政治学的先驱，他用几何学体系融合地理空间分析，预测欧洲大国兼并小国的极限（认为欧洲最后将出现11个大国），其预测与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战争后的欧洲格局间存在惊人的相似。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地缘政治学起源于上世纪末的欧洲，是对技术变革（主要是陆路交通革命）的回应、对欧洲帝国主义竞争消灭了世界“边界”而形成的“封闭政治体系”的回应。地缘政治的各种主旋律包括：英美海权与陆权（尤其是俄国）间不可磨灭的对立、德国“东进”（Drang nach Osten）对西方的潜在危险、不同地理区域的战略重要性分析、战争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相对实力变化考量。19世纪末，地缘政治学出现两大思想分支：德国传统的国家有机体理论、英美传统的地缘战略理论。

国家有机体理论是大陆主义的观点，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拉采尔使用生物隐喻将国家描述为一个有机体，认为国际政治是一场持续的生存斗争，国家必须适应广阔的地理生存空间，才能够在进化的竞争中获取安全。鲁道夫·契伦则将地理结构视为国家的五个“器官”之一，并创造了“地缘政治”一词。

地缘战略理论并不那么关注国家本身，而是将分析着眼于更广泛地理背景下国家的行为模式。马汉的“海权论”试图证明海权是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并提出影响海权发展和维系的六要素，在《亚洲问题》一书中，他认为英俄大博弈将持续发生于亚洲北纬30度至40度间的“中间地带”区域，从土耳其延伸至满洲里。这一“中间地带”概念被詹姆斯·费尔格里夫称为“破碎区”，即夹在两个大国或地缘战略领域间的争夺区域。麦金德的“陆权论”则认为，与铁路相关的陆路运输革命改变了海权与陆权间的力量平衡，使海权占主导的哥伦布时代结束。新兴陆权力量的中心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东欧则是通往这一心脏地带的门户。环绕北大西洋的北美和西欧国家可以制衡心脏地带的势力扩张，其两者也存在联合遏制地处中间的德国的可能性。麦金德还划分了环绕心脏地带的两个新月形地带（完全海洋性的外新月形地带、部分海洋性部分大陆性的内新月形地带），并认为内新月形地带将永远是冲突的地区。

国家有机体理论与地缘战略理论被两次世界大战战间的慕尼黑地缘政治学派所结合，这种报复性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此玷污了地缘政治学。豪斯霍弗尔从国家有机体理论中借鉴了自给自足与自留地的概念，以为德国的向东扩张辩护；采纳了麦金德关于心脏地带和东欧重要性的观点，将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视为德国关键的“命运空间”。事实上，豪斯霍弗尔主张结成麦金德曾建议英国政府警惕的联盟，即德国和苏联联合陆上力量对抗西方海上力量，并在远东以日本为锚。虽然德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是豪斯霍弗尔的最终地缘政治目标，但其仍设想了一个泛区域的中间阶段：泛欧洲包括非洲由德国主导、泛亚洲由日本主导、泛美洲由美国主导、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触碰泛斯拉夫的苏联核心利益区。

地缘政治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美国地缘政治，以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为标志，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对美国的政策和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强调了心脏地带的力量潜力，低估了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力量，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区域是内新月形地带，他将这一区域重新命名为“边缘地带”。斯皮克曼强调，边缘地带国家间或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国家间的联盟，构成了对美国潜在的真正地缘政治威胁，美国战略的第一要务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间联盟成为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主导性力量。

斯皮克曼的论点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这构成了冷战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强调，美国应在苏联存在优势迹象的每一个地区，以不可改变的遏制力量与之对抗。与此逻辑相似的是至少将边缘利益地区与核心利益地区视为同等重要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塞维尔斯基则提出了“空中力量地缘政治学”，利用以北极为中心的等距投影法将世界划分为以美国和苏联工业中心为中心的两大空中力量圈，这两个圈在北美和欧亚大陆北部重叠，他将这一区域视为决定区域，并根据这一地缘政治分析强调：美国应在西半球加强防御、避免消耗国力的小规模战争。除此之外，索尔·科恩的“破碎地带理论”着眼于冷战期间苏联心脏地带与美国领导的海洋联盟间的两极竞争大多发生在欧亚大陆破碎带的这一地缘政治现实，认为破碎地带夹在相邻大国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在冷战中主要是中东与东南亚地区，在战略位置上极其重要。

对经典地缘政治学的澄清与捍卫

与地缘政治学相关的很多批评都源于这一术语本身的异质性，它被用来表示从地理决定论到政治行为的空间维度，再到仅仅是一种分析性思维方式等各种含义。事实上，地缘政治学不仅是描述性的，帮助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同样也是规范性的，以提出具体的战略方针。地缘政治学试图建立地理空间与国际政治力量间的联系与因果关系，但并非秉持地理决定论（承认地理只是全球现象整体的一部分），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假设：地理决定了国际政治中的限制与机遇，国家可以实现其地缘政治机遇，也可以成为地缘政治局势的受害者。这便反映出大战略的一个核心要义，即利用自身地理属性和对手的地理弱点。

经典地缘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可被理解为对权力政治的空间维度分析，也不排斥对时间维度的考量，并在时空维度上受到技术和经济的影响，具有战略意义。地缘政治是现实政治在地理空间中的体现，地缘政治学与传统现实主义共享着一些重要的立论前提：权力的首要性及物质性、权力与领土占领间的关系、权力资源的分布不均及权力持有的非永久性等。地缘政治学的核心关切与现实主义的理论关怀联系密切，即通过辨别广泛的地理格局以制定合理的战略，从而使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地缘政治视角催生了空间上的关键二元论，这些范畴决定了国家如何看待世界并制定战略，其中最持久的分类在于东方与西方、海权与陆权、海洋与大陆、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核心地区与破碎地区。这些划分都涉及心理建构，即国家对自身及他者地理属性的认知，这种认知构成了国家战略文化的重要来源。海权国与陆权国对自身安全的设想不同，正如科林·格雷所言，独特的战略文化反映了国家独特的历史经验与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中的战略风格。

因为地缘政治分析所涉及的是地理因素、相对实力变化、军事技术间的联系，因此地缘政治往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地缘政治的批评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与此例证的是，麦金德曾三次修改他的“心脏地带”概念，索尔·科恩也曾多次修改“破碎带”概念。地缘政治的动态性反映了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变化，包括经济发展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环境变化。

必须牢记的是，技术和经济并非与地缘政治分析无关，从风帆到煤炭、从石油到核能，船舶动力方式的改变极大地推动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并非意味着地缘政治的终结，虽然技术进步可以改变政策和战略的地理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地理因素的作用，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如此。

展望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

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必须将地理现象理解为复杂的“反映动态地理和人文过程的空间模式及关系”，索尔·科恩提出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分析法是一个有用的起点。

科恩的地缘政治结构是分等级的，最高层是地缘战略辖区，按照海洋性与大陆性分为三大辖区，即大西洋与太平洋贸易依赖海洋辖区、亚欧大陆俄罗斯心脏地带、混合型大陆兼海洋的东亚辖区，涉及地理特征与政治过程的互动。在这些辖区之下存在九大地缘政治区，由毗连性及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互动所形成，包括海洋辖区下的北美和中美洲、南美、濒海欧洲及马格里布、亚太沿岸地区；欧亚大陆辖区仅有俄罗斯心脏地带一个地缘政治区；东亚辖区存在中国大陆与印度支那两个地缘政治区；南亚独立于三大辖区之外；中东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破碎地带。地区之下是国家，并按照国家实力、地理位置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功能分等级。

这种分析框架使人们能够发现广泛的空间模式，对国际体系的未来形态做出预测，并为确保国家地缘安全而制定战略。经济因素、技术因素都是重要的干预变量。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分析，需要坚持地缘政治传统的一贯关注点：权力的地理关联、核心地区的确定、海权与陆权间的关系。

与此相关的是，传统地缘政治推理的效用与美国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仍是关系密切的。美国应保持足够的陆地力量以影响欧洲和东亚，并牢记如果不同时成为海上强国，就无法成为北美以外的陆地强国；北约应该扩大，以便将中东欧牢牢地锚定在海洋辖区，因为一旦脱离了西欧，中东欧地区可能会回到其传统的破碎地带角色，巴尔干地区的情况类似；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间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不论是北约抑或美日关系，都不应因希望改善对俄或对中关系而牺牲；对非洲和南美洲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担忧和关注，不应转移美国长期以来防止欧亚大陆大国崛起的总体战略目标；南亚作为独立的地缘政治区域的事实，影响了美国介入干预的能力，对南亚地缘态势的关切同样是必要的。

译者评述

在技术变革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政治参与日益频繁的当下，地缘政治无用论、过时论甚嚣尘上，本文通过回顾经典地缘政治学理论、综述有关批判性论点、澄清地缘政治学核心关切、展望地缘政治分析在后冷战时代的意义，以捍卫经典地缘政治学。正如文中所提到的，地缘政治学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分析，也是一种规范性分析与预测性分析，如何实现地缘政治理论的复兴并加强与其他理论学说间的对话交流，是地缘政治分析面临的关键问题，其核心着力点应是推动地缘政治中层理论的创新性扩展。

既要摈弃所谓地理决定论，也不能忽视地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正如地缘政治理论突出的动态性特征，心脏地带抑或边缘地带、海权抑或陆权的优势性地位，不能贴标签式的赋予意义，而应根据具体的地缘政治态势变化加以考虑，并考量特定技术的冲击和战略不确定性的非线性机制。诚然，当下拓展的五维战略空间和地缘经济重要性的上升，确是会改变国家间的地缘政治互动形式，但并非意味着地缘政治的消亡。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与生存关切、权力的物质性要义并未改变，区域反介入或拒止能力的提升相比政治话语的沟通和经济相互依赖的绑定更能确保国家安全。

对时空维度的关注是地缘政治学的分析传统，但却在新近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缺乏重视，考虑时空条件的约束性因符合国际关系现实而具有必要性。与地缘政治学鼓励军国主义和战略冒进的刻板印象相反的是，地缘政治分析恰恰关注战略克制与战略审慎的问题，这源于地理通达度、地理毗邻性等要素真实存在并持续性地作用于国家间战略互动，同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地缘政治学的科学化不足往往被人诟病，理论的相对简化同样是必要的，通过分离、提取、归并从而加以理想化，理论的解释更为恰当地贴合现实的粗线条。然而如何恰如其分地把握系统化与简化、动态与静态之间的平衡？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条折中的分析路径。这一理论将“第一意象”（决策者）、“第二意象”（国家）和“第三意象”（国际体系）结合起来，在承认体系结构主导性作用的同时，引入国内因素的中介性影响，较为灵活地解释了国家不同政策行为的动因。地缘政治中层理论拓展的可行路径至少包括，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并提取地缘政治变量，以分析不同地缘类属身份国家的地缘安全战略选择问题。

词汇积累

Shatterbelt

破碎地带

Drang nach Osten

德意志向东扩张的地缘政治传统

Rimland

边缘地带

译者：谭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对 | 李源叶诗韵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张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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